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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终特刊: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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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终特刊:争鸣

  回首2018年,“争鸣”与您一路同行,感受思维交锋的有力碰撞、另辟蹊径的豁然开朗、焦点热议的难分伯仲,触摸时代脉搏,共鸣学术华章。

  2018年历史学界重大论争,集中表现在夏代历史探讨、中国古代社会转型、近代乡村经济、西方殖民影响等问题上。相关讨论的深入,源于对研究方法、分析路径、讨论视角的反思。

  论及夏代文化,中外学界异见纷呈。其中尤以“夏代是否存在”讨论最为根本。近30年来,夏代确实存在已基本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但夏含夷、艾兰、刘克甫等海外学者坚持认为夏代不存在。此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对国内的夏研究提出批评,如陈淳认为一些讨论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等。

  2018年5月,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持肯定夏代存在的信古态度,反思了学界以王陵、文字等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孙庆伟认为,即便没有夏文字,也可通过“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探索夏文化。该书出版后不久,《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刊发“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专栏。其中,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提出,二里头遗址极可能是夏都,但因缺失夏文字,仍不能确定;李零《我对“夏”的理解》指出,研究夏问题,疑或信并非关键,应兼存异说。

  另有不少学者参与到夏文化讨论中。刘绪提出,中国学者不应受西方学者回避探讨夏文化的态度影响,而应积极探寻夏文化。(《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毕经纬认为,应注意考古学文化更迭的渐变性机制,准确分析夏王朝与其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中期质变”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唐宋变革论”进行反思。李华瑞从多个方面剖析了该理论的弊病,认为学界应追寻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范式。(《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除对“唐宋变革论”的整体讨论外,更多讨论集中在由“唐宋变革论”引申出的“富民社会论”这一新思考。对此,李振宏指出,皇权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支配力量,富民从未处于核心地位,“富民社会论”似难成立。(《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古代文明》2018 年第1 期)

  针对学界质疑,薛政超《也谈宋代富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学术界相关批评与质疑的回应》、张锦鹏等《“富民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回顾及展望》(均刊于《思想战线期)作出回应。他们认为,富民学说倾向于社会分层分析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富民是唐宋以后社会中坚力量,与皇权是相互制约的博弈关系;在“富民”概念界定、富民发挥作用的方式、富民社会演变过程等方面,该理论尚需完善。

  关于明清以来国家转型,学界讨论颇多,但对其产生时间存在分歧。赵轶峰从宏观角度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林枫认为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不足以产生严格意义的经济转型。(《从财政史观察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陈锋也认为,晚清预算实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初步形成,传统财政向近代财政的转型才开始发生。(《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倪玉平进一步指出,咸同以后,才逐渐发生“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近代转型,且这种转型基本是内生性的。(《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以同治朝的关税财政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近代中国乡村经济问题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力主“发展说”,但质疑之声不少。翁有为以政府行为为视角,呈现了民国前期农村经济衰败情况,反驳了民国农村“黄金十年”说。(《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魏本权则从梳理民国前期相关调查及议论切入,考察了当时普遍恶化的农民生存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生活改造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空论有余而务实不足。(《民国前期的农民生活改造思潮(1917—1937)》,《福建论坛》2018年第10期)

  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自18世纪后期以来,讨论者的评价不一。1780年, “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的主题征文引发了当时欧洲学界甚至一些美国学者的激烈争论。王晓德指出,参与这场争论的欧洲学者将美洲置于欧洲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内进行分析,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缺陷。但这场争论仍有助于欧洲人重新认识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对于美国历史早期印第安人减少的原因,丁见民注意到,西方学者较为强调外来传染病的作用。他认为,外来传染病的传播是导致印第安人持续减少的重要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白人的殖民活动。(《外来传染病与美国历史早期印第安人人口的削减》,《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大量“西方文明史”译著。李友东指出,这些著作存在一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结构。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一贯的现代性以及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建构,扭曲了历史真相。(《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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